2026年是唐山大地震发生50周年。回望1976年7月28日那场7.8级特大地震，唐山这座工业城市遭受毁灭性打击。震后初期信息发布呈现封闭滞后特征，对人员伤亡、建筑损毁、受灾范围等灾情信息一笔带过。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彻底告别封闭保密、宣传优先的旧式传播模式，建成党政统筹、及时透明、科技赋能的现代化应急信息发布体系，这是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持续深化的依法治国实践、日新月异的媒体技术变革等合力作用的成果，亦是我国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缩影。

纵观50年的发展历程，重大突发事件与信息发布制度建设之间呈现出互动共生关系。每一次重大突发事件既是对现有信息发布体系的严峻考验，也是推动制度完善的重要契机。制度建设与实战检验之间的相互促进、螺旋上升的演进逻辑，成为理解我国应急信息发布发展规律的重要视角。本文就以1976年至2026年时间线为脉络，结合典型突发事件，梳理应急信息发布的演进逻辑，探究数字化技术对信息公开的提质作用，以期为新时代突发事件政府及媒体信息发布优化提供实践思路。

（一）信息发布的特点

唐山大地震后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新华社通稿，侧重报道党中央关怀、全国支援救灾，仅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笼统描述震区受灾状况，各大主流媒体发布的内容，也回避灾难本身的严重情况。记者发稿受到约束，受灾群众真实处境、灾害损失被屏蔽。直至1979年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才首次对外公布地震遇难与重伤的数据。由于信息发布滞后，引发国内外猜测与不实议论。

（二）信息发布的时代背景

唐山大地震发生于“文革”时期，宣传工作以阶级斗争为重点。这与实行自上而下的舆论管控有关，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明确要求新闻报道要弱化灾情、侧重救灾成效，该导向延续至80年代。受条件制约，唐山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整体统筹协调不足，降低了救灾工作的运转效率。

（三）信息发布滞后的负面影响

信息发布不及时、权威声音缺位，滋生不实传言，降低舆论引导主动权；报道片面追求政治宣传，弱化新闻客观真实，人文关怀缺失；灾情数据不予公开，无法开展系统性灾害复盘，阻碍防灾减灾制度建设，同时不利于塑造开放国家形象。

（一）封闭管控阶段（1976年至1982年）：灾难报道讳莫如深

这一阶段，对灾难性事件报道以保密为原则，以“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的报道理念主导。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新闻传播行业逐步开始转型。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灾情信息被管控；出于维护国家形象的考量，我国政府拒绝了国外媒体的采访报道和国际援助，对外舆论陷入被动。三年后新华社记者徐学江撰写的《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死亡二十四万多人》在《人民日报》刊发，成为全球各大媒体转发的源头——这篇报道后来被学术界称为“迟到新闻”。与此类似，1970年云南通海7.8级大地震灾情数据直至2000年才正式对外发布。1979年“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发生翻沉事故，次年我国政府首次以新闻发布会形式对外发布突发事件信息，为推动灾情信息公开埋下伏笔。

（二）建制奠基阶段（1983年至2002年）：新闻发布从无到有

这一阶段，我国新闻发布与突发事件报道逐步走向规范化。1983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联合发布《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多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我国现代新闻发言人制度由此正式建立。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中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1991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下简称国新办）成立，负责组织对外宣传、推动新闻发布工作；1993年国务院会议明确搭建以国新办记者招待会为主体，吹风会、集中采访和发表谈话等形式为辅的新闻发布制度。1994年千岛湖事件中，24位台湾旅客和8位大陆居民遇难，事件初期信息发布滞后引发两岸舆论关注。在国新办指导下，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取得较大进步。以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为例，报道覆盖领导调度、一线救援、灾民安置、生态溯源等多个维度；发布时效大幅提升，实现事发当日、精确到分钟，单日最高发稿量达25篇；媒体立足群众需求引导社会帮扶，兼顾了宣传属性与公共服务功能。互联网、早期移动通信逐渐普及，公众自主传播灾情渠道初步形成。

（三）法治破局阶段（2003年至2007年）：信息公开入法入规

这一阶段，新闻发布制度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信息公开上升为法定职责。非典是21世纪以来我国遭受的首个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疫情初期部分地区瞒报、媒体刻意淡化风险，长期“多做少说、只做不说”的管控思维暴露明显短板，防疫工作陷入被动。根据中央部署，国新办牵头推进新闻发布规范化建设。2003年4月20日之后，建立疫情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非典期间国新办举办多场新闻发布会。同年9月全国首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开班，系统化培养专业队伍。2003年因此被业界和学界称为“新闻发言人年”。同时，制度同步密集发布，2003年出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4年《关于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工作的实施意见》审议通过；2005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2006年《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意见的通知》印发；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先后实施，将应急信息公开上升为法定职责；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做好社会热点舆论引导、健全新闻发布体系、搭建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快速响应机制，为应急新闻体系建设指明发展方向。

（四）全媒提速阶段（2008年至2016年）：即时公开与时效量化

这一阶段，应急信息发布实现分秒级响应与量化时限管理，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从无到有。2008年汶川地震在我国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国新办协同多部门启动一级应急响应，震后第二天即举行新闻发布会，每天一场、有时两场，在短短18天内连续举办20场发布会，及时准确地发布大量权威信息。新闻报道实现速度突破，震后18分钟新华网推送快讯，32分钟央视新闻频道播出地震消息。国新办组织二十家境外媒体赴灾区实地采访，灾情公开力度、透明度达到最大化。2011年11月，总投资1.36亿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正式启动建设，标志着信息发布从“事后通报”向“事前预警”迈出了关键一步。2013年芦山地震进一步凸显新媒体传播优势，震后53秒网络首发灾情信息，4小时召开首场官方新闻发布会，新媒体平台因互动性强成为救灾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就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制度加速细化完善，2016年《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及配套实施细则陆续出台，明确对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要快速反应，最迟要在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标志着应急信息发布从“尽可能快”迈入“刚性时限”管理的新阶段。

（五）体系成熟阶段（2017年至今）：专职统筹与智能赋能

这一阶段，组织架构实现专业化升级，应急信息发布法治体系日臻完备。2018年应急管理部挂牌成立，内设新闻宣传司（党委宣传部），统筹负责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领域新闻发布、舆情处置、文化建设与科普宣传。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空前严峻的疫情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疫情期间，中宣部（国新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构建全国多层次立体化发布格局。截至2020年5月，全国累计举办1225场发布会，发布持续周期久、覆盖规模广、舆论成效突出，在我国新闻发布发展历程中实属罕见。笔者（董关鹏）作为中央指导组随行新闻发布专家亲赴武汉一线45天，并撰文总结前方新闻发布工作的七条实战经验：持续公开、坚持公开；直面问题、坦诚沟通；充分准备、细节致胜；以我为主、设置议程；海量信息、滚动发布；真人真事、人民战争；全媒展现、全球视角。发布形式不断创新，5G跨城连线、全英文专场、远程视频发布会等陆续落地。在信息报送环节，各地严格落实“首报要快、续报要准、终报要全”的工作要求，遵循“即知即报、先报后核”原则，确保突发事件处置与信息报送同步推进。2022年北京冬奥会，系列新闻发布会成为国际传播创新实践，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感召力、提升了中国形象亲和力、彰显了中国话语说服力。

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确立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并将其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2024年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在总则中增加规定，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应当“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依法科学应对，尊重和保障人权”。在信息报送和发布方面作出五个方面的重要规定：一是国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制度，有关人民政府和部门及时向社会公布突发事件相关信息；二是规定新闻采访报道制度，支持新闻媒体开展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三是建立健全网络直报和自动速报制度；四是加强应急通信系统、应急广播系统建设；五是明确规定报送报告突发事件信息要做到及时、客观、真实，不得迟报、谎报、瞒报、漏报。其中，第一章总则第八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新闻采访报道制度。有关人民政府和部门应当做好新闻媒体服务引导工作，支持新闻媒体开展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在分组审议中，也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突发事件信息发布不仅要及时高效，还要客观真实，建议在修订草案中进一步强调相关内容。2024年，修订后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印发，明确为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提供新闻宣传保障功能。202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首次在顶层设计中专设“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章节，并对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恢复与重建、调查与评估等提出明确要求。202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防灾减灾救灾专题集体学习中提出“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为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

历经半世纪的迭代演进，我国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等各类突发事件信息发布逐步走向标准化、规范化。当前，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已覆盖预警推送、应急调度、群众安置、灾后评估的全流程全环节，有效稳定社会舆论、化解公众疑虑，同时塑造了透明、开放、高效的现代化应急治理形象。

价值理念。由舆论管控到人民至上的转型重塑。新时代突发事件信息发布跳出单纯管控舆论的旧思路，以保障公众知情权为核心导向，将信息公开视作防灾避险、凝聚社会力量协同救灾的重要途径，舆论引导工作的人文属性与治理价值持续凸显。这一价值理念的转变，已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写入总则，转化为刚性制度要求。

制度体系。从零散规章迈向全链条法治约束。早期突发事件信息管控缺少统一规范，后续逐步搭建分层约束体系，明确突发事件常态化新闻发布、设定重大舆情响应时限要求，把应急信息公开转化为刚性要求。从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首次确立信息公开法定职责，到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修订新增信息发布、新闻采访报道、网络直报和自动速报等制度，再到2025年《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专设“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章节，制度的法治化、体系化水平持续提升。

组织架构。从分散处置到专职统筹联动运行。过去各行业宣传力量分散，缺少统一协调主体；如今形成层级清晰的协同体系，由中宣部统筹突发事件新闻发布整体工作，应急管理部新闻宣传司落实行业宣传任务，打通宣传、应急、各行业主管部门协同渠道，统一对外发布口径、整合全域传播资源。

传播技术。自单一媒介走向数字化综合传播。依托智能监测、大数据等技术，弥补早前时效慢、范围窄等短板，搭建多灾种同步预警、多渠道全域推送、实时舆情监测一体化传播载体，实现灾前风险提前提示、事发即时发声、灾后评估线上公开，切实提升应急综合效能。

立足智能化发展趋势，数字技术将全方位重塑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全过程。

（一）前置智能风险预警体系深度迭代

依托应急大模型、数字孪生、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打通气象、地质、水文、城市运行跨部门数据壁垒，实现多灾种耦合风险超前推演，自动生成分区域、分人群的定制化预警提示，推动应急信息由事后通报转向事前预判，从源头降低灾害损失。

（二）全域精准分发渠道融合升级

我国已基本建成卫星传输、应急广播、运营商短信、政务新媒体与基层终端联动的立体化应急传播矩阵。在此基础上，行业持续深化智能化应用，依托AI技术探索受众分层、靶向精准推送，重点针对老年群体、偏远村落等信息接收薄弱主体优化适配传播服务，切实打通预警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

（三）全周期智能治理闭环成型

现阶段我国已搭建起大数据舆情研判、数字化灾害评估等智能化治理平台，依托技术手段实现全网涉灾信息抓取、谣言智能识别与权威回应处置。

同时，平台可汇聚整合全域灾情数据，辅助开展灾害仿真推演、预案优化与灾后复盘工作，持续推动应急信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质升级。

回望唐山大地震50年以来，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的迭代之路，是我国应急治理现代化最生动的见证。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防灾减灾救灾、新闻舆论引导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防灾减灾救灾“七个坚持”宝贵经验，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50年来，从一纸滞后简报到秒级全域预警、从数据封存到调查报告全网公开、从被动应对到科技主动赋能，每一次制度突破、每一项技术落地，都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价值理念的实践体现。立足新征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要求使新闻发言人制度更加适应发展新形势、传播新特点和群众新期待。后续需持续完善法治体系、深化数字科技赋能，将应急信息发布从“遭遇战”的被动应对升级为“阻击战”的主动布防，不断提升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的及时性、透明度与精准度，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信息传播防线，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作者简介：董关鹏，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刘冬梅，应急管理大学应急文化传播与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转载于《中国应急管理》杂志2026年第7期 编辑：魏思佳